重视贤才，重用老臣宗亲。
谁来主导以法治国？法家寄希望于君主制定公开、公正之法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落实法治。地域性会面临淮南之橘，淮北为枳的难题，时代性会面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难题。
论及法家思想，离不开对其兴起与发展的探讨。但是，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于是便有了法家尤其是晋法家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利出一孔的政策主张。因此，法家思想的地域性特征，因其时代性而具有某种全局性。顺势而为，施行仁义，守威定功，才是巩固秦朝政权的根本。
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31]《周礼》中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
……是故人也者，天地至盛之征也，惟圣人然后尽其盛。上述六龟之色指前者，禽兽之色则指后者。刘宝楠曾对儒家这种物的学问有一番总结：鸟、兽、草、木，所以贵多识者，人饮食之宜，医药之备，必当识别，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后能知其形，知其性。从先秦开始，儒家就奠定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基调。
在荀子看来，道虽然分两种，但是只有人道才可以叫作真正的道：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参见牟宗三：《名家与荀子》，第3页。
[51]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64页。这样，与诸物一一对应的名的内涵也就主要成了分别之意。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那么，以此为背景，当儒家能够正视物性问题，是否就意味着可以通向一条名的独立发展的道路？四、名家式的儒学是否可能？当儒学突破了以人为尺度衡量物的思维定式，开始正视独立于人之外的物的价值时，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讨论物与名问题了。
在此背景下，居于中国传统学术核心位置的儒学若想在激流中岿然不倒乃至要翻转出新的境地，就必然要处理好与科学的关系。在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到很多如下的表述：（1）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用事。公孙龙承认物莫非指，万物无不可被命名，通过命名，万物才成其为万物，所谓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物与事的差别在于事中必有人，物则不必。
首先，惠施五车之学的核心是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这可以看作孔子泛爱众而亲仁、孟子仁民而爱物思想的继承发挥，也与宋儒张载民胞物与、程颢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以及王阳明天地万物一体的精神相一致，只是两方采取的方法不同。[80]可见，不管其少时的教育背景还是成年后的学术主张都与儒家相关。
故学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参见张永义：《由药地炮庄看方以智的惠施论》，《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4期，第50-57页。
还有学者指出良知坎陷说只是出于时代必要性，并没有理论必然性，因而认知心无法真正稳住[11]。[50]《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那么，由名家所指示的这条知性独立发展的道路是否与儒学相容呢？从传统学派分立的角度看，似乎不相容，可是从学理层面讲，则不必如此。（4）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不过，仔细品味这些用语会发现，作者讲其他人讲的都是人对物的态度，唯有惠施一人想要了解万物本身。或云：他恐是借此以显理？曰：便是禅家要如此，凡事须要倒说。
人的价值不仅表现为个体的人，更表现为作为群体的民。总之，在礼乐文化中，如果物的根本乃是物差，那么把握物虽然可以采取性理探索的方式，但是由于从形色方面就足以区分万物，由此对于物进行性理方面的探索，始终动力不足。
[75]指物论与白马论是有联系的，牟宗三即明确指出：指是指，物指不是指。[85]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二册），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37页。
(7）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与其用说。于是就出现了两种意义的鸟兽草木之名，一种是作为认识对象（即一种眼前事物）而被命名的。
在《坚白论》中，公孙龙通过讨论各种名的组合问题，用藏对于这个名或指的世界加以解释。名物之学源于礼乐文化，礼乐涉及人借助物与人或某种超越的存在沟通的过程，由此必然发展出对物的某种理解。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伦理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名与知识论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名。[12]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十九讲》中，牟宗三又多次重复此意：劳思光先生曾说：西方文化自希腊起就重智，而中国则自始就重德。
据说公孙龙曾与孔子后人孔穿辩论，公孙龙声称其白马非马论与孔子同调，因为孔子异‘楚人与所谓‘人与其异‘白马于所谓‘马的做法是相通的。[38]《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36]有学者指出，物与勿乃古今字，古勿字即表示颜色。[67]在这些说法中，惠施试图将一些差异极大的名，如无厚与千里，天与地，山与泽，中与睨，生与死，无穷与有穷，今与昔，北与南之间的区分消除掉，其根据是物世界的混沌和变易，本来无所谓区分。
然而，知性虽是西学所擅长，却也并非其独有。[5]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10·政道与治道》，第58页。
杜预注：车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虚设。其次，公孙龙之学也不能轻易斩断与儒学的联系，根据《庄子》中的材料，公孙龙曾自述其学曰：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注重事的观念，习惯于化物为事，不仅体现于名物之学，以事解物更是中国传统训诂学的一种共识[45]。[37]刘兴均：《名物的定义与名物词的确定》，《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第85页。
照牟宗三所言，《指物论》通篇反复申述了两层意思，即物与指之肯定关系（物莫非指），以及‘物指（指与物）与指之否定关系（物指非指，指与物非指）[73]。常名则是没有任何指称物的名。
(4）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严格地讲起来，中国并不是没有重智的一面，而是没有开展出来，昙花一现之后就枯萎了。
如：（1）掌山林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换言之，名是器的名，器是名的器，名与器相互成就彼此，从而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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